老钟表的故事

老钟表里的光阴一李守义第一次见到那座老座钟时，手指正缠着渗血的纱布。

深秋的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柜上，把铜制的钟摆映得晃晃悠悠。

废品站的老王用脚尖踢了踢钟底座：“这玩意儿沉得很，机芯锈成块了，五十块你拉走。

”他蹲下来抠掉钟面上凝结的蛛网，黑檀木的边框裂了道细缝，像老太太额头的皱纹。

玻璃罩里的罗马数字“Ⅸ”缺了个角，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

分针的尾端粘着片干枯的槐树叶。李守义的指甲掐进木纹里，

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指节在被子上敲出的节奏——正是这座钟的摆频。

三轮车穿过雨幕时，座钟在车斗里发出沉闷的磕碰声。路过巷口的修表摊，

张师傅探出头来：“守义，收着宝贝了？”他举着沾满机油的镊子，镜片后的眼睛眯成条缝，

“这是德国货，战前的，你看这雕花——”话音未落，

镊子尖挑着的齿轮“当啷”掉在铁板上。李守义的家在老城区深处，

顶楼加盖的铁皮房冬冷夏热。他把座钟摆在掉漆的五斗柜上，拆开玻璃罩时，

指尖的伤口蹭在铜制钟盘上，血珠渗进“Ⅻ”的纹路里，像滴进了时光的缝隙。

机芯里卡着团褪色的红绒线，他用牙签慢慢挑出来，发现是半截绣了一半的平安结。

夜里三点十七分，李守义被惊醒。月光从铁皮屋顶的破洞漏下来，正好照在钟面上。

他分明听见齿轮转动的轻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起身去看时，指针依旧停在原地，

只有摆锤微微晃动，在墙上投下细长的影子，像谁在轻轻摇晃的手指。

二张师傅的修表摊摆在大槐树底下，铁盒里分门别类装着螺丝和弹簧，

最小的零件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这钟的游丝断了三根，

”他用镊子夹起片细如发丝的钢条，“得找同样型号的，现在怕是只能去旧货市场碰运气。

”李守义开始在周末逛遍全城的旧货市场。他在布满铜绿的水龙头堆里翻找，

在蒙着灰尘的打字机旁徘徊，口袋里总揣着块磁铁，吸起散落的小铁件时，

叮当作响的声音引来拾荒者警惕的目光。有次在角落发现个德国老座钟的残骸，

他蹲在地上拆了整整一下午，指甲缝里嵌满铁锈，终于找到根能用的游丝，

像捡到根救命的稻草。带回家清洗时，游丝在自来水里蜷成小团，

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样子。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指无意识地蜷缩着，

像在捏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护士说她总在半夜醒来，对着空荡的病房轻声说：“该上弦了。

”那时父亲留下的座钟已经失踪三年，是被抄家的人当“四旧”砸了，还是被谁偷偷抱走了，

没人说得清。铁皮房的窗台上渐渐摆满零件。有缺了口的齿轮，有磨平了刻度的表盘，

还有各种颜色的发条，卷起来像盘绕的蛇。李守义每天下班就坐在小马扎上，

台灯的光晕里漂浮着细小的铁屑，他用放大镜盯着游丝，眼睛酸得直流泪，却舍不得眨一下。

冬至那天飘起雪来，张师傅裹着军大衣出现在铁皮房门口，手里拎着个铝饭盒。

“我那口子包的荠菜饺子，”他往桌上一放，蒸汽在冰冷的玻璃上凝成水珠，“你这犟脾气，

跟你爹一个样。当年他为了修医院的老挂钟，在机房守了三天三夜。”李守义的手顿了顿，

镊子上的螺丝掉进零件盒里。父亲曾是医院的维修工，最宝贝的就是门诊楼大厅的德国挂钟。

有次齿轮卡住停了摆，父亲趴在钟腔里修了两天，出来时满脸黑灰，只有牙齿是白的。

他总说：“钟表这东西最实在，一分一秒都糊弄不得。”饺子的热气模糊了镜片，

张师傅忽然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上次说的游丝，我托人从天津捎来的。”展开来看，

三根银光闪闪的钢条躺在皱纹纸上，细得几乎看不见。李守义想说谢谢，

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只能看着张师傅的军大衣上落满雪花，像撒了把盐。

三座钟开始慢慢恢复生机。李守义给齿轮涂上特制的润滑油，是用蓖麻油和蜂蜡调的，

父亲生前的配方。当第一根发条被成功装上时，他听见轻微的“咔嗒”声，

像冰封的河面裂开第一道缝。窗外的积雪正在融化，水滴顺着铁皮屋顶的破洞往下掉，

砸在搪瓷盆里，和齿轮转动的声音奇妙地合拍。春节前的某个傍晚，李守义正在调整钟摆，

忽然听见楼下传来争吵声。是住在三楼的王奶奶，正拿着块碎掉的手表跟收废品的理论。

“这是我老头子送我的定情物，”她的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你怎么能按斤称？

”李守义抱着手表上楼时，王奶奶还在抹眼泪。表盘上的搪瓷掉了大半，指针早已不知所踪，

但背面刻着的“1953”依然清晰。“那年他在朝鲜战场上，托人捎回来的，

”老太太用袖口擦着表壳，“说等他回来，就看着这表过日子，一分一秒都不差。

”他把碎表带回铁皮房，在零件盒里翻找匹配的指针。台灯照在王奶奶苍老的手上，

指关节肿得像个馒头，却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纤细。“他回来那天，我戴着这表去车站接他，

”老太太的声音飘在铁屑飞舞的空气里，“火车晚点了两个钟头，我就站在月台上，

听着表针滴答响，心都快跳出来了。”修好的手表走得很准，

李守义特意在背面加了块薄玻璃，护住那行模糊的刻字。王奶奶来取表时，

带来了罐自己腌的糖蒜，玻璃罐里的蒜瓣泡得通体透亮。“守义啊，

”她摸着座钟的黑檀木边框，“你爹以前总说，钟表是有灵性的，你对它用心，

它就对你实诚。”那天夜里，座钟突然自己敲响了。三点十七分，不多不少。

李守义坐在黑暗里，听着钟摆左右摇晃，像父亲宽厚的手掌在轻轻拍他的后背。

他想起小时候生病，父亲就坐在床边，看着座钟的指针，每过半小时就起身给毛巾换水。

那时的钟摆声，是他听过最安稳的催眠曲。四开春后，旧货市场来了个摆摊的老头，

专卖老钟表零件。李守义在他的摊子前发现个缺了盖的八音盒，

打开时还能勉强发出《茉莉花》的调子，只是走调得厉害，像谁在寒风里哼歌。

“这是德国造的，”老头用烟斗敲了敲盒底，“跟你那座钟是一个年代的。

”八音盒里藏着张泛黄的照片，边角卷得厉害。上面是穿军装的年轻人，

怀里抱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两人身后是座大挂钟，指针正好指向三点十七分。

李守义的手指抚过照片上的挂钟，

忽然觉得那雕花的底座有些眼熟——和他正在修复的座钟一模一样。老头说，

这照片是从八音盒里掉出来的，原主人是位姓赵的老太太，上个月刚搬走。

“她总来我这儿找零件，”老头往烟斗里塞着烟丝，“说要修座老座钟，是她丈夫留的，

当年在德国留学时买的。”李守义抱着八音盒，在老城区转了三天。问遍了居委会的大妈，

才知道赵老太太搬到了郊区的养老院。坐公交车去的路上，他反复听着走调的《茉莉花》，

忽然想起母亲生前最爱哼这支曲子，尤其是在给座钟上弦的时候，哼得跟这八音盒一模一样。

养老院的紫藤萝开得正盛，赵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晒太阳，银白的头发在花影里泛着光。

看见那座没装玻璃罩的座钟时，她忽然直起身子，枯瘦的手指抚过黑檀木边框：“就是它，

没错。”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像被风吹动的钟摆。“这是我和他定情的信物，

”老太太摸着“Ⅸ”上的缺口，“1948年在柏林，他说要让这钟陪着我们过一辈子。

”她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是块碎玻璃，

边缘还沾着点红绒线——正是李守义从机芯里挑出来的那半截平安结的另一半。那天下午，

赵老太太讲了很多故事。她丈夫是机械工程师，回国时特意把这座钟运回来，

说要让它见证新中国的时间。1966年夏天，红卫兵来抄家，

是李守义的父亲冒死把座钟藏在医院的仓库里，才保住了它。“你爹当时说，

”老太太的眼睛亮起来，像落进了星光，“好东西得留着，不光是念想，更是日子。

”五座钟的玻璃罩配上了新的，是张师傅找玻璃店特意磨的。装上去那天，

阳光正好透过铁皮房的破洞，照在钟面上，罗马数字的影子投在墙上，像谁写下的诗行。

李守义给钟上满弦，看着摆锤开始左右摆动，幅度越来越大，最后稳定在完美的弧度。

三点十七分，座钟准时敲响。清脆的声音穿过铁皮房，越过老槐树，飘进每个敞开的窗户。

王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楼下，抬头望着顶楼的方向，手里紧紧攥着那块修好的手表。

张师傅的修表摊前，几个孩子仰着头，数着钟敲了几下，笑声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

赵老太太又来了一次，带来了她丈夫的日记。其中一页记着：“1952年3月17日，

赠妻座钟一座。愿此后岁月，如钟摆般沉稳，似钟声般清亮。”李守义的手指抚过墨迹，

忽然明白为什么这座钟总在三点十七分有动静——那是它最初被赋予生命的时刻。

秋天的时候，铁皮房要拆迁了。李守义把座钟小心翼翼地装进木箱，垫满了旧棉絮。

搬家公司的卡车开到巷口时，张师傅、王奶奶和赵老太太都来送他。

王奶奶塞给他袋新腌的糖蒜，张师傅往他口袋里塞了包新的游丝，

赵老太太则把那八音盒放在了座钟旁边。新家在二十层，视野开阔，能看见远处的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