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广州火车站

今天是居家隔离反省的第二天。那句“居家隔离三天”的指令来源模糊，

但在这个疫情阴云尚未完全消散的时节，任何指令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窗外，

城市脉搏似乎重新开始搏动，早高峰的车流在楼下街道汇聚成断续的声浪，

复工的喧嚣隐约可闻。然而我依旧把自己钉在四壁之内。指令的源头并不清晰，社区网格员？

大数据推送？还是某个临时应急小组？无从知晓。只是“细思极恐”四个字，像冰冷的水滴，

不断渗入对前天遭遇的回溯里，那场发生在青河高铁站西二环卡点长达八小时的滞留，

已在我精神的湖面上投下深重的阴影。---晨光熹微，城市还在灰蓝的沉寂中呼吸。

五点刚过，闹钟未响，我和儿子已默契地起身。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紧张与离愁的气息。

他即将奔赴邻市开启大学生涯，高铁票是九点零七分的。平日里半小时的车程，

我们足足预留了三小时——这并非小题大做。

解封的消息虽已如春汛般在官方渠道和各路群聊中扩散开，

手里也终于攥着社区开具的通行证明，可那薄薄一纸文书，

印着社区模糊的红章和语焉不详的“情况属实”字样，能否敲开沿途道道森严的关卡，

心里实在没底。社区张书记在电话里曾忧心忡忡地建议：“老陈啊，稳妥起见，

让孩子先坐绿皮车到青林站，再想办法转乘高铁吧，这样能绕开封锁更严的青河区。

”这迂回曲折的方案在我听来如同天方夜谭：儿子第一次独自远行，沉重的行李箱，

陌生的中转站，瞬息万变的防疫政策……我如何放心得下？驱车将他直接送至青河高铁站，

亲眼看着他登上那趟北上的列车，才是我唯一能安心的选择。车子驶出小区，

街道空旷得有些陌生，像战后初醒的废墟。路灯尚未熄灭，

在清冷的晨光里投下长长的、孤寂的影子。两侧的商铺大多紧闭，

卷帘门上残留着静默期间张贴的各种告示和封条痕迹。早餐未吃，甚至忘了带瓶水，

胃里空落落的提醒着我们行色匆匆。车轮碾过空旷的柏油路，发出单调的回响，

汇入同样稀落的车流。在新区与临江区的交界卡点，简易的蓝色帐篷旁，

两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拦下了我们。摇下车窗，清晨微凉的空气涌进来。

我递上证明、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两人的健康码、行程码，以及24小时核酸阴性截图。

他们看得异常仔细，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反复滑动、放大。片刻，

其中一人指着与高铁站方向相悖的另一条路：“临江还在静默，不能通行。走梧桐路方向吧。

”这恰是我熟悉的路线，心下稍安，至少方向是对的。梧桐路卡点检查更为严格。

这里设置了路障，车辆排起了短队。轮到我们时，

一位戴着N95口罩、护目镜上蒙着水汽的工作人员，将每一份文件都凑到眼前仔细核对，

仿佛在鉴定稀世珍宝。确认无误后，他忽然隔着车窗，带着商量的口吻恳请道：“同志，

能不能顺路捎上这两位？也是去高铁站的。公交停了，他们实在没办法。”顺着他指的方向，

我看到路边站着一位背着巨大编织袋的中年男人和一个提着拉杆箱的年轻女子，

脸上写满焦虑和期待。我内心剧烈挣扎，后视镜里儿子也投来询问的目光。

但想到可能的接触风险、可能的责任承担，终究还是艰难地摇了摇头，带着深重的歉意，

几乎是逃离般驶离了这个卡点。车子开出去很远，

还能从后视镜看到那两个孤独的身影拖着行李，沿着空旷的梧桐大道慢慢前行。

路边隔不多远，就有一两个背着行囊的人朝过往车辆招手。每一次，

我都狠心踩下油门加速避开了那些期盼的目光——特殊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况那段路步行也并非遥不可及，我这样说服自己，却无法消除心底那份沉甸甸的愧疚。

穿过幽深、灯光昏暗的凤凰山隧道，几分钟后，青河高铁站西二环卡点已在眼前。

巨大的“高铁站”指示牌在晨光中清晰可见，这将是进入车站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里的阵仗明显不同，值守的是身着笔挺制服的交警，神情严肃。我递上所有材料，

他们效率很高，迅速拍照留存，然后挥手放行：“高铁站走左边。”终于！

悬着的心放下大半，车子滑入落客区。时间还算充裕，帮儿子卸下行李，

看着他顺利通过安检门，拖着箱子汇入进站的人流，还不忘回头朝我挥了挥手。那一刻，

连日来的焦虑似乎都得到了抚慰。然而，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

一位车站工作人员快步走来：“先生，您的通行证明需要留下存档。”我愣住了，

连忙解释：“同志，不行啊，我回去路上可能还要经过卡点检查，没有这个我怎么证明？

”她态度坚决，带着不容置疑的程式化口吻：“这是规定，您拍照备查就行。我们只认照片。

”反复沟通无果，看着后面催促的车辆，无奈之下，

我对着那张承载着归家希望的纸片拍下照片，带着一丝强烈的不安和隐约的预感，

发动了车子。家在咫尺；归途，却在规则编织的迷宫中陡然变得远在天涯。

车子刚驶出落客区约五十米，准备汇入西二环主路，

穿着臃肿白色防护服、戴着面屏的工作人员“大白”急切地挥舞着手臂拦在了出站卡点。

我连忙摇下车窗，递上手机，屏幕上正是刚刚拍下的通行证明照片。他只匆匆扫了一眼，

像赶苍蝇似的挥挥手：“不行！靠边停！”我急忙解释：“同志，我是送孩子上学的，

孩子已经进站了，我现在要回家。”他摇头，语气生硬：“你这照片不行，

证明不了你能回家。”一股强烈的荒诞感瞬间攫住我，声音不由得提高：“不能回家？

那你说我现在能去哪里？”解释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毫无作用。更现实的是，

停车的位置正对着一个明晃晃的交通监控摄像头。担心违停受罚，我请求他站到我的车旁，

拍下照片留证——这无助之举，当时只觉是根救命稻草，如今在隔离的寂静中回想，

那份被规则戏耍的无力感更添心酸。得知对方只是没有决定权的临时志愿者，我果断下车，

折返车站索要那张被收走的实体证明。清晨那位工作人员已换岗，

此刻岗亭内是一位眉眼清秀的年轻姑娘，护目镜后透出些许疲惫。听我语无伦次地说明情况，

她理解地点点头，

转身在身后一张堆满了各种登记表、证明文件、废弃消毒湿巾包装的杂乱小桌上仔细翻找。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焦灼几乎要溢出。终于，她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纸，

正是我那纸至关重要的证明！“找到了，给您。收好。” 那一刻，她递过来的仿佛不是纸，

而是沉甸甸的希望。攥着失而复得的证明回到出站卡点，气氛陡然不同。除了那位“大白”，

现场多了三位身着“青河公安”藏青制服、佩戴执法记录仪的人员，

远处一辆未熄火的黑色轿车里，似乎还有人影晃动。权力结构清晰：志愿者负责机械拦停，

公安负责实质性的判定。见到正式执法人员，我如见救星，立刻递上那纸证明，

仿佛它是打开归家之门的唯一钥匙。那位肩章显示警衔不低的警官接过证明，反复端详，

眉头紧锁，锐利的目光在纸页上反复逡巡，仿佛在破译密码。“这不是标准制式的离境证明。

”他下了第一个论断。我赶紧解释来源：“是新区我们街道办开的，盖了章的。

”他未置可否，指尖重重戳在证明上我儿子的身份证号码处：“这里！有明显涂改痕迹。

”我耐着性子解释：“警官，那是社区工作人员笔误后更正，旁边还特意加盖了公章确认，

不是我擅自改的。”“那也不行。”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手续不完整，不合规。”恰在此时，另一辆本地牌照的SUV也被拦下。

司机是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摇下车窗，直接递出证件，语气熟稔：“警官，

我是临江疾控中心的，送孩子去上大学，这是临江开的证明。”警官接过，

目光只在那张印着“临江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抬头的证明上停留了不到三秒，

甚至没要求查看对方的工作证件，便爽快地挥手：“好，走吧！”SUV绝尘而去。

我立刻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警官，您看！临江区还在全域静默管理期，

他的车都能放行，我们新区是官方宣布解除静默的！我这证明怎么就不行呢？

”他略显不耐地打断：“他是防疫工作人员！情况能一样吗？”身份，

在此刻成了超越所有纸面规定的、唯一的、金光闪闪的通行证。我尝试套近乎，

唤起可能的共情：“警官，理解你们辛苦。其实我也是社区志愿者，刚服务了十多天，

通融一下吧？”他置若罔闻，目光投向别处。“新区和临江现在管控措施一样，

都不能随意放行。请配合防疫大局！”声音带着公事公办的冰冷。一股火气直冲头顶，

但参加过十几天志愿服务的经验，目睹过无数次无效争吵的经历，像一盆冷水浇下，

提醒我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冷静。我强压着声音里的颤抖：“既然如此，

当初进入高铁站区域的卡点就不该放我进来！现在进来了又不让出去，这逻辑上说得通吗？

让我进退两难，是何道理？”“又不是我放你进来的！”他声音陡然拔高，像被踩了尾巴，

“你在这儿闹什么闹！”这句推卸责任的话彻底点燃了我压抑的情绪。“兄弟，

你这话就完全不合逻辑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缓，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你细想想……”“请你配合防疫工作！” 已是严厉的呵斥。“再这样不讲道理，

我要投诉！请你把执法记录仪打开！记录下我们现在的对话！

” 我指着别在他胸前的黑色小方块。“我不开！”他像被针扎了一下，

猛地抬手捂住记录仪，动作快得惊人。随即，他迅速抄起对讲机，按下通话键，

声音急促而洪亮，盖过了我的声音：“指挥部！指挥部！西二环出站口卡点！

有人拒不配合防疫检查，情绪激动，严重扰乱秩序，请求指示！请求指示！

”我立刻抬高音量插话：“我没有激动！我只是在讲道理！在解释我的情况！

”但我的声音能否穿透对讲机的电流传到那头，不得而知。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

传来一个冰冷、决断、毫无感情色彩的指令，清晰地回荡在清晨的空气里：“立即扣下！

通知他所属社区派人来接！手续不全，不得放行！”“扣下”——这个字眼像冰锥，

带着凛冽的寒气，狠狠刺入耳膜。不是拘留，亦非隔离，却比两者更令人窒息。拘留隔离，

至少有一套明确的流程，尚有一口水、一片面包、一个固定居所的保障。

而此刻这种“扣留”，则是赤裸裸地将人悬置在规则的真空里，

像一件被遗忘在角落的、等待处理的物品。那位警官指挥我将车挪到更靠边的位置，

几乎要蹭到冰冷的金属隔离栏。我指着不远处高悬的违停监控探头：“警官，停这里会被拍，

要罚款扣分的。” 他瞥了一眼，漠然道：“那是交警的事，不归我管。

你赶紧联系你们社区来接人！” 语气不容商量。电话求助的循环地狱就此开始。

上午九点的阳光开始变得灼热。我坐在驾驶座上，像一个溺水者，

疯狂地拨打一根根救命稻草般的电话。——社区居委会李主任：“哎呀老陈，

这……我们只负责开证明，证明你出去了，可管不了你怎么回来啊！接人？

我们没车也没这权限！你再跟卡点好好说说？”——街道办事处王副主任： “陈师傅，

情况我们了解了。但你这属于在青河区被滞留，按规定得由事发地解决。我们跨区去接，

不合规，也容易引起矛盾。你再坚持坚持，跟青河那边好好沟通？

”——新区政府值班室：冗长的等待音后，一个疲惫的声音传来：“滞留问题？

建议您直接联系青河区防疫指挥部，或者……试试打市政府12345热线反映？

”像踢皮球。——市政府1234567热线：耐心的接线员记录下所有信息，

生成一个冗长的工单号：“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尽快转交青河区相关部门处理，

请保持电话畅通。”标准的、充满希望又杳无音信的流程。

——青河区防疫指挥部第一次接通： 一个年轻的女声听完陈述，

语气公式化：“您的情况我们记录了。但根据流程，

您必须由所属社区或街道派人持公函前来对接领回。请您务必联系新区方面解决。

” 皮球精准地踢了回来。几经周折，拿到青河区另一个所谓“紧急处置”的内部电话。

对方竟也坚持同一论调：“必须社区来接！这是死规定！”绝望之下，

我开始第二轮疯狂拨打，加入了工作单位所在街道的电话。结果毫无悬念，仍是徒劳。

一圈圈下来，耗费近两小时，日头已近中天，车内的温度升得老高，后背的衬衫被汗水浸透，

粘腻地贴在座椅上。手机电量从满格掉到了百分之七十。社区绝无可能派人来接，

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饥饿与干渴开始噬咬神经，喉咙像着了火。我翻遍车内，

只在副驾储物格里找到半瓶不知何年何月留下的、落了层薄灰的矿泉水。拧开盖子，

犹豫了一下，还是仰头喝了一大口，带着灰尘的陈旧味道。

我尝试拨打几位熟识朋友的电话求助，有体制内的老同学，也有消息灵通的媒体人。

——老同学赵科长： “老陈啊！啧，这事闹的！你别急，我帮你问问青河那边的朋友，

看有没有熟人能递个话……半小时后回电唉，问了，那边说卡点是公安和街道联合值守，

油盐不进，只认上级指令或者社区对接。难办！要不你再忍忍？或者打督察电话试试？

” 热情有余，实效不足。——媒体朋友孙记者：“陈哥！

这典型是层层加码、推诿扯皮！太气人了！我帮你把情况整理下，

看看能不能内部反映……不过现在这种舆情，直接报道可能有点敏感，你懂的。

你手机还有电吗？随时保持联系！坚持住！” 话语充满义愤，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得到的回应模式化而空洞：“情况已登记，正在协调，请问还有其他需要吗？

” 或“有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还能有什么需要？一杯水？一口食物？

还是一个明确的“放行”指令？这漫长而无效的沟通本身，

已足够写就一部令人绝望的荒诞剧。每一次拨号、等待、陈述、被婉拒，

都像一把钝刀在反复切割神经。手机电量掉到了百分之五十。时间在焦灼中粘稠地流逝，

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熬至下午四点，腹中轰鸣如鼓，那半瓶水早已喝光，

饥饿感变成一种尖锐的疼痛。车窗外的世界依旧车来车往，

西二环上的噪音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卡点的工作人员轮换着在简易帐篷下吃盒饭，饭菜的香味随风飘来，对我形成残酷的折磨。

我再次鼓起勇气，致电青河区防疫指挥部那个“紧急处置”号码，几乎是带着哀求：“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