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用的理论

说过这句话后，特别别扭，觉得这句话大概不能令同学们信服。

这学期刚开始，这是第一周，我们上过的课都是第一节，可能上节课的那位老师开场白也是：非常高兴来给同学们上课。

可能下节课老师还是这么说。

这成了一句套话。

我想说，我不是在说套话，我是由衷的，但即使这么说仍然觉得苍白无趣。

于是我发现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论证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是个不小的困难，我想同学们日后要做的很多工作，都是通过论证让人家信服。

你怎么表述、怎么论证？我先试试，大家听仔细了，看看我怎么论证我前面说过的话：我来这里给本科生上课心里特别高兴。

德国有一个大社会学家叫卡尔·曼海姆。

曼海姆在概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当然这种概括好多大社会学家都做过了时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准确地说，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

而近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怀疑精神的崛起，人们不像过去那么确信了。

不是说近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确信他的父辈曾经确信的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某个信念，而是说，干脆，确信这样一个特征从我们的精神领地当中日益衰减。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很难确信了，相反我们滋长了很重的怀疑精神。

那么怀疑精神给怀疑者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使怀疑者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实这个滋味不算太好受。

但无可奈何，我们很难再像父辈那样，执着地确信某种东西了。

我们觉得一个个学说怎么着都有点毛病呢。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曼海姆接着说，多数人一生当中，总有一个时段，其精神处于悬置状态。

哪个时段呢？青春期。

那时其精神处于狂飙期，他不愿意领受父辈告诉他的很多道理。

他要去发问，他问这事情怎么这样啊？怎么如此不公道？如此荒诞？这和他的前途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但是这些疑问使少年的内心变得很不安定。

他怀疑父辈对他的很多教导，他要重新审视。

曼海姆说，这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特征。

当青春期度过以后，当他们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以后，他们就走出了那个悬置的状态。

可能成了一个体面的白领，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那么好怀疑。

那一段岁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那段精神狂飙期，拓宽了他们认知的视野。

尽管以后会循规蹈矩，但那段精神上不安分的岁月，帮助他们吸收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营养，对他们一生好处莫大。

但多数人一生只悬置这一段时间。

只有少数人，很稀少的人，终生在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不太是滋味，但没办法。

这一小撮人是怪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

很不幸，敝人就是这一小撮怪物中的一员。

终生处于这样一种悬置状态，很难踏实地依附在某个观念之上，和它结成一体，虔诚地笃信某种观念，终生不渝。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最佳地点在哪儿？最好的社区在哪儿？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置身在社会的任何其他角落，人家会说我们有病：这事和你利益不相干，你这么兴奋干什么？你关心这些事情做甚？对于我们，只有此地才是最好的场所。

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诸位精神上同样处于悬置状态。

上天赋予你们这段时期，你们不太容易相信，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

我们是一些怪物，终生这样。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这里，跟你们的一个时段相契合。

你们走了，你们日后变得越来越安分。

又来了一拨不安分的新生，年龄使然。

这样，一个不安分的老少年跟一群不安分的少年凑到一块儿了。

你们成了我的保护带，在这儿我不会遭到耻笑，被怀疑有精神病：怎么老大不小了，总关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这里不会，不但不会遭到耻笑，偶尔还能赢得一些掌声，实在令我亢奋不已。

我到这儿来，不是工作，到这儿来像游戏一样高兴。

同学们根据学历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分为三段：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为什么说今天特别高兴呢？硕博们，随年龄的增长，城府越来越深，童言无忌在他们身上消磨得越来越厉害，求知的天真也贬值得很厉害。

我听说，美国很多大牌教授，最愿意给本科生上课。

现在从教委到我校都在提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

像我这样的人不用提倡，我高兴来上课。

我非常理解国外那些大牌教授为什么特别愿意给本科生上课。

你们身上带着一种天赋，这段年龄求知欲最旺盛，最富怀疑精神，这段年龄最没有禁区，勇于指着老师鼻子去争论，还没学会客套。

以上是我的开场白。

我为到这儿来在本科生的课堂里讲课而高兴。

这不是客套话，我高兴的缘由可能和别的老师不完全一样，我为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的论证。

下面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北京市出生的，但祖籍不是这儿，祖籍已经不可考了。

因为祖父很小就父母双亡，只知道其父母从山东来到东北，具体的籍贯不清楚。

祖父幼年在东北盲流。

我1950年出生，在本市念小学念中学，念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遭遇“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又滞留了两年，共度过了五年，却只是初中毕业。

以后去黑龙江农场，1968年去，1977年回来。

后考学，读过三所学校，获得过两个学位。

1977年高考，考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读了一年半，中途考研究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获哲学硕士。

毕业后开始干社会学。

中途又出国一趟，去美国丹佛大学读了一年半。

学校给我的是博士奖学金，读了一半我不想读了，学校给了我一个硕士学位，这是1985、1986两年的事。

从事社会学以来，待过四个单位，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最后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游击队员。

北大是不是我最后的归宿呢？人算不如天算。

反正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的血液。

为什么要讲这门课？打听了一下，我们系没有这门课。

而我在人大讲过这门课。

人大除我以外，也没有人讲这门课。

我认为这门课非常之必要。

我觉得大学，特别是文科的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

当然除此之外，理工科还要学习做实验。

我们还要学习搞社会调查。

但是不管任何院系，这三件事大约是最大的三件事。

这三样东西当然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应该说，论文的写作是最综合的。

也就是说，论文水准的高下实际上也能够折射出你的书读得怎么样，也能够反映出你的思考怎么样，有没有深度，有没有独到的地方。

换句话说，如果把写论文抓好了，其他两项也会提高的。

反过来说呢，如果书读得不好，书读得不多，思考得不深入，那论文也写不好的。

这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事情。

我在人大讲这门课的时候，没讲这么长。

一个学分，16节课，我讲8次。

我原本还想这么讲，但我校在这方面规定得比较死板。

最短的课程就是一周两节，16周32节课，那就扩大吧。

扩大以后，其实题目就变了。

我说文科学生学三件事嘛。

我这门课以讲写论文为主，除此之外，还想谈谈怎么读书，怎么思考。

所以，课程题目也变换一下：“论文与治学”。

我们这一学期的课，是8+8。

我要讲8周16节课。

然后你们每人报一个论文题目。

我们用其余的时间，将每个同学的题目讨论一遍。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讲：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一、喜欢和有用首先讲这样一对概念：喜欢和有用。

喜欢和有用是不同的，为什么可以放在一块儿说，是因为喜欢和有用与一件东西结合到一起了。

什么东西？喜欢和有用往往可以成为某种行为的动力。

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可能是因为你喜欢。

也可能是你觉得它对你找个饭碗有用，这是小而言之；大而言之，你觉得学这个东西可以经世济民，你有很大的抱负。

喜欢和有用实际上差别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一个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的话，会变得很盲目，有用没用这事我也要干，有用没用这书我也要读。

一个特别喜欢的人绝对不管这事是有用没用的。

我经常嘲笑那些电视台的记者们，他们在采访中常会问人家：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事？这话不通，不能这么问，喜欢是没有为什么的。

这么问实际上是接近于一种愚昧。

就像我问你：听说你挺喜欢吃苹果的，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身不由己。

对不对啊？我就是爱吃苹果，没办法啊。

就像你问一个小伙子，你怎么老爱看人家漂亮姑娘啊，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痴迷一件事情，是没有为什么可问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相反，你怎样得到苹果，你怎样源源不断地拥有苹果，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问的。

而至于为什么喜欢，说不清。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了我自己。

喜欢了某一种行动，喜欢了某本书，喜欢学习某项手艺，痴迷于某项手艺，这样的人都容易陷入一个盲点，就是不打听有没有用。

小孩就愿意踢足球，踢足球有什么用？不知道，那太理性了，没想这个事。

当你给他编织出一番道理，说有这个用处，你编织得不见得对。

你说健身，他踢球当中骨折了。

你看敝人这副样子，我小时候就愿意上跑道和人家去拼。

遭遇困难时期，却练中长跑，成了年级冠军。

实际上那时候还没吃饱饭呢，锻炼身体还不如不练呢。

不练能比现在个儿高一些，能比现在身体更好一些。

有些事你不是为了有用。

大人告诉你有什么什么用，胡说八道，当事者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有用，是因为喜好。

不错，我们可以深入地分析有什么用处，可能是有用的。

其实最愿意执着地追问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局外人。

局外人很冷静。

咱们学社会学干什么呀？这问题问得很认真。

这问题绝对要理论，他所以这么执着地要问，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

因为不喜欢，发现了一个问题。

喜欢的人不问。

那我首先要跟你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有用，但是你不喜欢，那它对你不合适。

我说的有用既包括经世济民，又包括日后可以成为你的饭碗。

假设学这个挺容易，日后还挺赚钱，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你不喜欢，我劝你如果还有别的出路，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把那个作为你的饭碗，你做起来很愉快，也就容易做出点样子来。

相反，某个行当说起来还挺有用，可是自己想来想去还是不喜欢，能不干尽量不干。

换句话说，喜欢才能做好，不喜欢就转行吧，有行可转，别在这儿委屈了。

喜欢还可不可以问有用没用呢？当然可以。

不能说盲目就好。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

老盲目行吗？不行。

你再喜欢，也可以理论理论这件事有没有用。

还是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二、社会学有什么用下面谈一谈社会学有什么用。

毫无疑问，在座的各位日后会分流，一批人日后会以社会学为饭碗，另一批人日后会告别社会学。

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比例呢？依学校的不同而有别。

水准低一点的学校，可能学社会学的大批学生以后不会做社会学研究，会到政府机关、媒体、企业等等，五花八门。

相反比较优秀的院校里面，社会学系的学生日后从事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人的比重比较大。

大到多少呢？我不知道。

我想这个调查可以作为一个本科生乃至硕士生论文的题目。

谁能说得清楚？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

搞清楚这事实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怎么没有意义，绝对有意义。

搞清楚并不难。

比如说，搞清我校从办社会学系以来，各届本科生、硕士生的流向，多少人干社会学，多少人不干社会学了，不干社会学里面还有哪些分流。

其实除了社会学以外，别的学科也一样，学这玩意儿不见得干这玩意儿。

这些都是尚未搞清楚的基础事实，绝对值得做一个调查，做一篇论文的。

这是一个小话题，关于选题的一个小话题。

我们接着说。

两种人关于有用没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对于以后还要干社会学的人，社会学有没有用，这实际上等于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这项工作对社会有什么用？这项工作如何经世济民？对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们四年学业结束后，可能进政府，可能进媒体，可能进企业。

对这些人来说，这四年，要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反正上了贼船。

对他们来说，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对日后干别的工作、对增长工作能力有什么帮助呢？对日后找一个非社会学的饭碗，有什么帮助啊？这些是我要给你解答的。

也就是说，我们把前面那个有用没用的问题转化成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学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另一个是，学习社会学对扮演别的社会角色，比如企业家、官员、新闻人，有什么帮助？我想说，学习社会学是在学习一种思考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

我前面说过，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不确信了，和传统社会告别了。

为什么传统社会发育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因为那个社会是个静态的社会，变迁很小。

在一个变迁很小的社会里面，父辈的经验大致上说可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你所生活的社会和你的父辈生活的社会没什么大的变化，没什么大的差别。

就像一台戏，戏词不变，演员越老戏词越熟。

戏词老变，老演员就没什么优势可言。

有句俗语早就走入学术界了，特别是经济学家很爱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里面正确的程度更大一些，放在近现代社会里面，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

我们在阳光底下越来越遭遇到一些新鲜事，真的是太新鲜了，比如说同性恋可以结婚。

同性恋也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以前就有。

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过去同性恋不可以结婚的吧？可能再过不久就克隆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

这是新鲜事吧？绝对是。

同学们动脑筋想一想，能想出一些新鲜程度非常大的事情。

阳光底下有新鲜事。

正因为阳光底下有新鲜事，所以呢，传统社会中父辈的一些教导不能完全地指导我们的生活。

于是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教导产生怀疑，不是他们的教导错了，而是社会变了。

剧变的社会导致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社会学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强化了一个概念叫反思。

反思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反思呢？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牢记一些教条，在其指导下去生活呢？因为父辈的很多教条指导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而我们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

那么怎么办呢？走几步回头看一下，反思一下走对了没有。

要是走错了赶紧换路。

我们不得不往前迈三步回头张望一下，再盘算盘算，乃至坐下来讨论讨论：走对了没走对？这就是反思。

反思是因为没有现成道路可走了。

要是有现成道路可走，是不要反思的，反思干什么？也没有太多可讨论的。

有太多可讨论的是因为有疑问，社会剧变造成了太大的疑问，这些疑问从祖宗的书里找不到解答。

所以现代社会的剧变产生了反思，产生了讨论。

讨论非常必要。

我写过一篇杂文《为争论辩护——驳王蒙“不争论的智慧”》。

我这个杂文写出来以后，好多老朋友，很久不联系了，打来电话，说写得好。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这篇文章读读。

讨论是必要的，为什么是必要的？说到根本，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定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我们不得不张望、徘徊、议论，乃至争吵。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

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句名言，且不说后一半，后一半是马克思的一种雄心和抱负，其实前一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社会学家的工作同样是解释世界，解释这个社会。

古典时期，哲学是万流归宗、包打天下的。

哲学家通通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但是到了近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我们社会学家特别要解释一些社会问题，而像思维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专长，可能是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事情了。

脑子里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人，特别明白建设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他们不大明白解释有什么用处。

我不是说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会学有什么用处吗？我说社会学的一个用处就是解释这个社会。

解释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啊？你要说解释有什么用，你应该先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特征。

我要告诉你，人是需要对周围这些事情进行解释的。

人要是对周围的事情丝毫不做出解释，会精神分裂的。

耸人听闻吧？不至于精神分裂吧？差别只是程度，一点解释都不要是不可能的。

你绝对要求很多解释，这些解释能够使外部社会在你的脑子里有了秩序，不再是混沌的。

外部世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际关系，如果在你的脑子里是混沌的，你非精神分裂不可。

你一定要做出一定的解释。

如果这个人有哲学家的癖好，他需要的解释就太多了。

而那些和哲学距离非常遥远的人、非常务实的人也不是一点解释不要。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需要解释。

我们去医院看病，大夫用听诊器听、量体温、化验，然后再写方子开药，拿药之前，你多半还要问大夫：我怎么了？你问什么？吃药就是了。

提问不就是让大夫给解释解释吗？你听他解释干什么呀？解释能治你的病吗？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你治病。

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解释，你不安心，你要弄个明白。

你觉得弄明白了，才不枉做了一个21世纪的人。

我这么高学历，怎么看了病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

但是不成，你还很执着地问人家，甚至大夫回答后，你还问：大夫，我还没明白，您说的那个词什么意思啊？我们说很多好大夫——当然庸医更多了——都懒得给你做这个解释，不知道解释对人是何等的重要，不懂得人性。

人有病不是光靠吃药的，还需要解释。

药物和解释一起，作用于你。

这样务实的一件事情——看病，你都要讨得一个解释。

除此之外，你的一些社会遭遇，你受到不公正待遇，你遇上一个案子，有人坑害你，有人婚变，等等，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人们都是要讨得一份解释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也就是说人类有这种需求。

我们说，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应。

人们关于社会问题要讨得解释，谁是供应者啊？我们是干这个专业的。

批发还是零售，这儿都有。

这里提供大的解释给你，这里的解释可以让你高屋建瓴，这里的解释可以让你醍醐灌顶，这里专门干这个的，这里有深入的研究。

你别去听那些，那些人都是业余爱好者，是江湖人，他们只有三言两语。

我们这儿可以是从根到梢、从头到尾地来给你解释。

有的时候，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给出一些说法来了，那我们和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是学院派，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我们不光要给说法，我们的说法要有更多的根据，我们要提供一些更扎实、有根据的说法。

我们执着地给人家拿根据，执着到已经有学究气了。

我的开场白是个玩笑。

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这样较真，但是我们是要拿出根据的。

为什么我来这里讲课特别高兴？得说出一些道理来。

你小时候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考算术，出一道应用题让你算。

你把数说对了给你分吗？不给，要看你的计算过程，如何得到这个数，要有中间的过程。

如果中间过程对了，最后一步算错了，10分仍然给你七八分；把这个数蒙出来了，中间没有论证，一分没有。

要学会论证。

要有参照系，看待社会现象，要有很多参照系。

比如说离婚问题，今年离婚率高还是低？何以见得？今年离婚率和20世纪70年代离婚率比，跟50年代离婚率比，跟美国离婚率比，跟韩国离婚率比，跟我们同血脉的台湾、香港的离婚率来比，这样一比，不说别的话，你就获得了一定的认识。

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科要教你去解释周围的事情，帮助别人提供解释，还要有根据，有论证，还帮你建立很多参照系，去对照。

我最终要说的是，对于一个日后不干社会学专业的人来说，学这些东西也不失为一种收获。

你学了四年之后去干别的，那里的人大多数不是出自社会学，而你出自社会学，你吸收了一些和你日后主业并不直接相关的学科的知识。

这些知识在你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

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转行，去学别的学科，或是不再做学问，做实际工作，很好。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特长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要认识自己。

刚才我上课之前，和去年一个选了我课的本科生聊天，那是一个很出色的本科生。

学那门课时，他是少数得分最高的人之一，一个艺术系的孩子。

他四年级，他说他不想学这个学科，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

考大学就是误会，他本来想学理科，但给老师劝到文科去了，最后进了艺术学院。

很多人巴不得，求之不得，但他不愿意学。

我问，今后怎么办呀？不知道。

我说你慢慢来吧，这事苦思苦想也想不出来，最好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有一天不知不觉地豁然开朗了，看到了喜欢的东西。

认识自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要慢慢地认识自己。

他很迷茫，下一步是工作还是保研，也不清楚。

他说他可能上大西北去支教一年，然后回来再说吧。

支教一年的经历也可能让他不知不觉地确定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认识自己是一件挺要紧的事，认识自己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认识自己，凭的不是智力，凭的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

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社会学是一门视野比较宽阔的学科。

我们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

分工越来越细致，到了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

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

亚当·斯密说要做一个扣针有多种分工，自然提高了效率。

可是最终造成人们眼光的短浅，这个弊病也是很大的。

而我们这个学科，遭遇这种病症的程度比较低。

你学了几年，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们学科的特征是比较宽阔的，你进入社会生活后会术有专攻，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学得比较宽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

我们有个刊物叫《社会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我一个朋友王焱是这个杂志的执行主编。

他在最新一期上写了发刊词《暧昧的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真的有这个特征。

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者，做的工作可以说天差地别。

比如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做的研究跟我做的研究，表面上看几乎是两个学科的。

但是潘老师指导学生搞调查，自己的调查更不用说了，是一流的，非常深入。

调查的本领是社会学的看家本事。

这个学科里面有共性，一脉相传。

将潘老师的东西和别的优秀的经验调查相比，你会看到有一种神似。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差异像社会学这么大的，可能就是心理学了。

除了心理学，我还想不出来一个学科能像社会学内部的差异这么大。

差异这么大，可以说这个学科不成熟，姑且可以这么说。

但我同时也觉得差异大对于学科中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好处，没有很大的约束。

如果走到经济学的程度，不上数学公式就别想评教授，因为根本就进入不了经济学的核心刊物。

我们学科的专业化没这么强，门槛没那么高。

我们这个学科给我们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思想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由度非常大。

有些东西被机械地搞成数学公式，反正你唬别人唬不了我。

我这个人是悬置的，终生悬置着，不太容易被忽悠。

在美国，我跟经济学中搞得不错的华裔学者交流。

我说，你们小菜做得挺精致的，但对于大问题，怎么变得越来越淡漠了。

他们无言以对，他们要应对美国学术界，要生存。

于是学术走到那一步，非常之精致，非常之窄小。

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学科，而不是那样一个学科，在相当程度上不失为一种福音。

对于今后不做社会学专业研究的同学，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处？这个学科还教你做一些社会调查，这是看家的本领。

这个本领今后可以服务于多种工作，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社会调查的需求越来越大，原因还是前面说的，社会处于剧变中。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的家园，可是这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可能你有兴趣了解，每个人都有好奇心。

他们能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呀？他们在做着什么样的勾当？你不知道。

所以，整个社会有一种旺盛的需求，搞明白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商家要搞明白，商家要做商情调查，商家对社会调查不是特别在行，统计学是一门学问。

而统计学必须跟对社会有深刻理解的人结合，如果对社会没有很深刻的理解，统计学连需要调查的条款都不知道。

商家有这样的需求，政府有这样的需求。

公民，媒体，都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的媒体做的工作差得远。

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大批的学过社会学的人才进入媒体，把社会调查搞得更像样。

所以说，日后你不做社会学的话，学这学科也还有这样的用处。

三、学进去，就是改行也有收获你现在在这里学习，以后当然可以改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很多观念陈旧的人认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非常不好。

其实，你去统计一下发达社会，有很多人学了以后不做。

学了以后不做，对该人的成才未必就没有帮助。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易分析的事情。

但我想原因之一是，从不同的学科中学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

所谓共同的东西就是它教会了你读书，教会了你思考，教会了你写作。

尽管读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你读书的能力强了。

原来读一本没有学习过的很厚的书，要读两个月，后来读一本没有接触过的书一个月就够了。

你读书的能力提高了。

你思考的能力也提高了，原来学这个，后来改行了，但是你的思考能力并没有衰减。

比如原来你是受物理学训练的，后来搞化学了，假设你和另一个人一同进入化学领域，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这个人和没有受过物理学也没有受过化学训练的人相比较，可能前者的优势是很大的。

为什么优势很大呢？因为所有学科的人不知不觉地锻炼了一些共同的能力，阅读、思考、写作、实验，尽管实验跟实验不一样，但做过此一实验然后再做彼一实验，上手来得快一些。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改行不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

而这个代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必然的。

我们要认识人性，因为每一个个体认识自己的兴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上来就能认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

只要是在一个有规模的人群里，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代价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学了读书、思考、写作，乃至你学会了自己找书读，像这样的一些能力都是很要紧的。

四、为无用之学辩护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有用和没用的关系。

对一个太信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肯定认为我们的学科没什么用。

认为学经济，乃至于学广告、学会计，更有用，或者学工程，那才是更有用的。

所以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年“五四青年节”，好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时候我还不是北大的教师，北大学生会把我请来，参加一个座谈会。

我记得站出来一个学生，慷慨陈词，说学校应该为社会服务，学校学的东西应该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学的东西要有用处，我们有很多没用的课程学它干什么？因此学校要改革。

我有些听不下去，就接着他发了言。

我说，要是照着这个同学的话，清点一下北大，是不是好多院系应该撤掉呢？学梵文干什么？学考古干什么？算来算去，我们学校好多院校可以取缔。

好多你以为有用的院系，仔细看看，还是没用，很多数学成果不知道怎么应用，500年以后才能用上呢。

数学学科今天的前沿成果，500年以后才能应用呢，做它干什么？我们的人民还没吃好饭呢。

这个同学提的，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荒诞之处在于，在这个校园里居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校园里这个问题居然没解决。

我们如果只搞立竿见影的学问，我们的知识，我们整个的文化积累，将是何等的狭窄。

我们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不通古今，就知道眼下身前。

我们大学是干这个的吗？大学不是干这个的。

所以说，最后一个观点，有用没用要和大家深说一下，进一步把前面所讲的东西总结一下。

诸位，科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科学家走入科学殿堂的动力是什么？我说不是追求有用，乃至于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是受他的好奇心驱使。

他没有办法，只有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不然自己无法解脱。

为什么说不是为了有用？他不能告诉我们用处在什么地方。

还不像我，今天可能一定程度上告诉你社会学有什么用了，你听了以后，觉得还有一点道理。

有些人牌头比我大多了，成果比我高多了，你问他那些成果有什么用啊？一问一个准，说不出来。

你问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什么用？说不出来。

你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啊？说不出来。

像这样比较过硬的例子还不能帮你说明这个问题吗？他们进入科学领域，不是为了有用，不是为了追求有用，是受兴趣和好奇心所驱使。

是有用的东西对人类的用处大，还是无用的东西对人类用处大呢？你会说：老师，你这话有语病，无用的东西还怎么有用？问题就在这儿呢！眼下无用的东西日后可能有大用。

眼下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充其量是个小用。

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他说，你老说有用没用，你脚下踩的一块地方是对你最有用的地方，你把你脚下没踩的地方都去掉，怎么样？你就像站在山头上一样，寸步难行了。

如果我们把很多无用的知识都扔掉，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不久前去世的一位华裔大数学家陈省身，曾做过一个演讲，非常生动。

他在演讲开场白中讲，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空间中只存在着5种正多面体，多一种也没有，就这5种。

大家知道这5种都是什么样的吗？第一个是正四面体，就是三角底面；第二个是正六面体，就是正方体；第三个是正八面体，四面的等边三角形，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接在一块儿；第四个是正十二面体，五边形组成的；最后一个呢，正二十面体，20个三角形组成的。

陈省身说，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有一种正二十面体，可以给你画出来，可以给你捏出来，你看，真漂亮。

我看见这篇演讲后，重温了一下少年时代的几何学习，拿纸在家里拼成这5个正多面体，现在还挂在我屋里。

陈省身说，在大自然当中，两千年来一直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或者是矿物质的结晶，或者一种生物，它的形状是正二十面体。

这意味着什么呢？正二十面体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不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界当中。

但是到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看到了正二十面体，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和欧翁脑子里、概念里的那个正二十面体遭遇了。

至少我们就可以说，欧翁当年那个大脑里构思出来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未必对人类现实生活没有用途，只是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大家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东西吗？SARS，一种病毒，这种病毒非常非常小，它就是一个正二十面体。

就是骚扰中国社会、令无数人病倒的那个SARS，它又有了一定的变异，冠状正二十面体，就是每一个面上还长出了一个小的冠状。

前沿的数学成果，要在多少年后走向应用，造福于社会呢？通常是三五百年吧。

有些几乎永远不能走入实用。

这样的例子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造福于人类。

那么直接做这个事干吗呢？直接做这个事服务于科学系统，服务于数学系统，使数学宝库里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数学体系越来越严整。

但是这个武器暂时和大家的吃喝没关系，乃至于和航天都没关系，和我们最高级的一种应用没关系。

它太领先了。

反过来说，最实用的东西也意味着最常规的东西。

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多实用啊。

中国有个水稻专家袁隆平，他培养的良种每亩产一千多斤，太伟大了。

但是如果人类只有农业文明，没有任何别的文明形态，行吗？换句话说，如果人类眼睛只盯着农业，那就连农业自身都发展不了。

农业自身的发展尚且依赖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所以说，实际上对我们最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只有小用处。

我们开发了很多很多暂时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可能转化成一个个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

谁能否认文字的功效？文字原来是干什么的？文字原来是个很滑稽的东西。

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巫。

什么是巫呢？巫是搞预卜的。

部落要打仗，打仗风险太大了。

打不打呀？该不该打呀？你来给算一卦，于是在篝火边上烤起了牛的肩胛骨，或龟甲，烤完以后看看那个裂纹，预言一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的那东西叫什么呢？后来叫甲骨文。

占卜有什么用处？打胜仗和它有什么关系啊？打胜仗不是取决于膂力过人吗？不是取决于刀刃坚硬吗？它不取决于这些侏儒。

算卜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是当时的无用之学，但又肯定不是一点用处没有。

马林诺夫斯基告诉我们，当水手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巫术使大家信心倍增，从而有助于他们战胜暴风雨。

没有信心，可能很早就溃败了。

所以你不能说巫术没有用。

同样，占卜可以鼓舞士气。

已经占卜过了，我们是天命所在，这股劲儿便陡然增长。

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时，士气没有很大的作用吗？士气为何物？几千年前，士气很可能就被这个“天命所在”鼓舞了。

你能说那事情都是胡说八道吗？要过后来看，以往的意识形态都有荒诞之处，但在当时有实在的功能。

下面我要说的是，占卜过后，要煞有介事地记下一些符号。

那些符号当时不过是服务于占卜的，但最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变成了文字。

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

如果当年的部落首领都是高度实用，那就没有巫的出现，就没有甲骨文，也就没有日后的文字。

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发扬光大。

我如果精力和创造力还行的话，日后会努力写一本专著，叫作《副产品》。

如果没这么大创造力的话，日后会写一篇长论文，或是做一次演讲，讲副产品。

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

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直接的用途，其演绎出来的副产品不得了。

我有很多例子来说明副产品。

比如说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

最初的石碑，立起来干吗呀？为了以正视听，减少口耳相传的谬误。

立一个石碑，人们就不远千里跑来，记住碑文。

但又担心，告诉别人时口说无凭，他们不信怎么办？把这碑文拓下来。

当初不是为了制作副本。

是拓片启发了人，哎哟，这东西还能印刷呢。

于是有了雕版印刷。

最后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往往都是副产品，而不是产品，不是直接的目的。

我希望我的观点，我的想法，能够使一部分同学摆脱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我相信在座的有些人，深深地陷入实用主义价值观，一直以为学的东西虚了一点，不如学工程，盖起大楼多实在啊。

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

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

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

光看着粮食和土地不行。

何况粮食就是再多，它是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吗？那太小瞧人类了。

我们可以从这里举一反三。

“非典”的时候我在人大做过一次演讲，结束的时候说：我半生所学都是无用之学，我愿意为无用之学论证，无用之学才有最大的用处。

我说得太多了，大家提些问题，我希望看到我所说的本科生们的年龄优势。